情系三星堆

文_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赵殿增

我与三星堆从1980年开始结缘，四十多年来已经与它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了自己考古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页，在这里简单谈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

第一次相识

我与三星堆是在1980年的春天首次相遇的。4月13日，我与范桂杰、胡昌钰、李昭和一起到彭县取回了刚发掘出的一批西周窖藏铜器，并到竹瓦街的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兴奋之余，大家决定绕路去广汉月亮湾遗址看看。因为当时三星堆还没有进行过发掘，名声远不如经过几次发掘后的月亮湾。

我们坐着北京大吉普一路问道，走到三星堆村口时，一位老乡问我们找谁?我们说是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他说这儿有的是。我们走到三星堆砖厂取土层面一看，上百米长的断崖上包含了一米多厚的黑色文化层，发现有很多早期的文物，其中民工拣出来的陶器石器等，然后在场地中间堆了一大堆，我们就从中选出了三百多件标本，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石斧等器物放到车上，车内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把脚放在装文物的两个大木箱子上。大家高兴极了，说在四川做了这么多年考古，还从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早期遗址，这些文物若被砖厂挖坏，就太可惜了，得赶快发掘。

• 我们马上汇报，馆长立即决定组织队伍进行发掘。由于我们几个人要去二滩水库执行文物调查任务，就从其他工地上把曾经参加1963年四川大学月亮湾考古实习的王有鹏调回来主持发掘，后来又加入了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等同志，从此正式开始了三星堆遗址连续40多年的考古发据历程。
• 我们马上汇报，馆长立即决定组织队伍进行发掘。由于我们几个人要去二滩水库执行文物调查任务，就从其他工地上把曾经参加1963年四川大学月亮湾考古实习的王有鹏调回来主持发掘，后来又加入了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等同志，从此正式开始了三星堆遗址连续40多年的考古发据历程。

第一回航拍

三星堆第一次发据是从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开始把遗址分为三期，测定年代最早到4500年前，晚到3200年前。1982年的第二次发掘，又发现了第四期文化，年代为距今3100年至2800年前后，并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分期和文化特征，在正式的发据报告中用”三星堆文化”命名。

第一次发握的高潮，是1981年5月借用空军的直升机进行航拍。当时，单位的摄影师邹德和陈湘华趴着绑在直升机下方投掷口的梯子上负责拍照。我和陈显丹在飞飞机上负责与驾驶员联系指示拍照的目标。因飞机上嗓音太大，飞飞行时我们说话对方根本听不见，就只好把飞行的要求写在本子上，撕下来马上递给驾驶员看。飞机时起时落。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这次中国考古史上较早的一次航拍，拍摄到了三星堆遗址和发掘区的全景照片。我们在飞机上还亲眼看见了广汉周边十里八乡的数万民众涌向三星堆遗址的壮观情景，从此之后，三星堆的名声大振。

第一个定性命名

有了三星堆等考古新成果出现后，1984年4月国家文物局就决定在成都召开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我在大会上代表四川把三星堆等处的考古发掘情况做了汇报。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专程来到考古队的库房，研究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标本，陈显丹做了详细的汇报，得到充分的肯定。苏先生在大会总结中称:三星堆的考古材料”成系统，有特征”，明确指出:”这才是巴蜀文化”，要把它作为一个”学科生长点，做成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1987年5月在成都广汉召开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苏先生又讲道:“大家从两个坑谈到”城’，坑埋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城，城内外怎么样，我看还是从区系角度提问题……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苏先生在为三星堆考古座谈会的题词中，将其命名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第一场考古“大会战”

1986年初，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林向先生来到办公室，找我联系考古班学生的实习问题，希望地点能定在三星堆。我们也正为三星堆人手不足发愁，加上彼此之间有过良好的合作经历，因而一拍即合，马上决定在三星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努力摸清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内涵和价值，为全面保护三星堆遗址提供更充足的依据。

1986年3月，有30多名业务人员和一两百名工人参加的考古实习和训练班隆重开始。围绕着三星堆砖厂的取土面，分三个区进行全面发掘，到6月结束时，发掘面积达到1350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2.5米，可分为16层，测定年代跨度在距今4800年至2800年前，发现房址灰坑等遗迹数百个，出土了数万件文物标本，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组专程来到工地进行考古检查，对这次发掘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与省、市、县领导达成了各出部分经费”拆迁砖厂等全面保护三星堆遗址”的工作方案。

第一次文物“出国展”

1993年，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来访时，提出要求中国和其他申办国各带几件代表性文物，到瑞士洛桑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开幕式展出，并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申办活动。

国家文物局对此极为重视，选择了三星堆青铜大面具和秦代兵马俑、汉代金缕玉衣、清代龙袍、明代凤冠、唐代法门寺团花鎏金银盆、战国中山国四龙鎏金铜案、仰韶文化黑陶鹰鼎等九件顶级文物参展。国家文物局要求四川派一名同志与国家博物馆一位有经验的文物保管员、国家文物局的一名翻译组成随展团，全程负责展品押运、布展、宣传、保护工作，我有幸被选中随展。

中国馆被特意安排在进门的第一间展室中央最上层，安放好三星堆的青铜大面具，下面摆放金缕玉衣，又将兵马俑中的将军俑和龙袍分列于左右，两边再放上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团花鎏金银盆和河北战国中山国墓出土的四龙鎏金铜案，以及明代十三陵出土的皇后凤冠和陕西华县出土的仰韶文化黑陶鹰鼎，整个展室浑然一体，气势恢宏，雍容华贵，达到了理想的布展效果。萨马兰奇主席等人还提前来观看了中国馆展厅。

1893年6月23日首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在巴黎正式举行，后来就将这一天确定为”国际奥林匹克日”。1993年6月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告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就在这一天正式开幕，数干名各国嘉宾到场，很多人一进展厅就被中国申办展所吸引，参观者十分踊跃，反应强烈，尤其是对首次出国展出的三星堆青铜大面具特别感兴趣，在世界人民面前为宣传三星堆文物开了个好头。

由于某些原因，本次申办我们仅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我国很快就成功申办并顺利举办了盛大的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2022年又成功举办了北京冬奥会，使北京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双奥之城”，国威大振!

第一本学术专著

我的三星堆考古研究，是从汇报各项工作开始的。由于我1980年后曾担任了考古副队长、队长、副所长，省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务，主要负责单位的考古发掘研究组织工作，每年的工作总结和汇报大多是我撰写的，也曾为文物考古书刊和文集写过一些”综述”和“概论”，如20世纪四川考古的回顾与展望、80年代四川考古十年，以及部分专题文章，对其中的一些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堆祭祀坑发现后，为回应社会上的诸多问题，在准备参加199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时。我认真撰写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提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巴蜀发展”，经历了距今4800年左右到距今2000年前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的观点，并认为三星堆古国具有“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多种文化成分的有机汇合，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古国的社会结构特点”，“重视人像和动植物造型的文化习俗，创造了巴蜀文明鲜明的艺术特证”等三个显著特点，进一步与史料相结合，得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的初步结论。

该文首发在1992年的《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集》上，曾获得四川省政府社科成果奖。李学勤先生看到后非常赏识，来信邀请我参加了由他主编的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的编写工作，让我撰写其中《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卷。他要求我们”以新的考古材料为主，分地区展开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的探索，努力写成自己的代表作。”在李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主体，撰写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西汉中期的四川古史概貌，前后历时十多年，最终在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60余万字的考古专著。其中的主要观点，至今来看仍然是可以成立的，果真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

三星堆博物馆同时也为我编辑了一本论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收入28篇文章，分7个专题对三星堆考古进行了综合研究，200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先生为这本文集亲自撰写了序言:《巴蜀考古新发现及其学术地位》，明确提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导解决”的观点。

探索与期望

2004年初退休以后，我对三星堆仍然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也一直关注三星堆考古工作，每年都要去遗址几次，或参观考察接受采访，或参加会议举办讲座。这些年里，我逐步把重点转移到探讨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原因、意义和价值等问题上来，做了一些宏观研究和探索。直到近几年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的大发握前后，我又相继写了十几篇文章，对三星堆神权古国祭祀活动的基本架构:神坛、神庙、祭祀坑等问题，提出了自己一些新的看法，其中大部分文章已经收入到了我的一本新文集之中。

2023年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我选择考古事业的六十年，也是我正式从事考古工作的整整五十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年为单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出版了一套《名家学术文集》，其中的《赵殿增卷》，是我自己的第二部论文集。除了分六个专题收入了28篇新文章之外，还在”附录”中收存了我50年来的96篇论著的目录，和我第一本论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文章目录与后记、专著《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一一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的内容提要和后记，合著《长江文化文库一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后记，以及两篇媒体写的采访报道。特别是把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载的14篇回忆录《与考古一生相伴》也全部收录在内。这个文集和自己以前的几本小书，可以算是我多年来从事三星堆考古研究的一个小结。

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确实有很多奇特和神秘之处，这也正是它吸引人之处和魅力所在，但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与研究。三星堆考古事业是百余年来几代考古人长期奋斗的成果，特别是凝聚着第一线发掘研究和保护宣传工作者的辛劳。最新的三星堆大发掘不但组织了三十多个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工作，而且广泛听取了国内外同仁的意见。我作为一个热心的旁观者，把自己的看法做了简要的归纳，供第一线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学者研究参考，检查验证。其完整的资料和最终的意见，还需要等发掘整理工作完成之后，进一步加以论证。

目前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和三星堆考古事业发展的高潮已经到来，自己虽已年进八十，但对三星堆考古研究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继续为三星堆考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别人都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能有这么多精力去搞研究，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兴趣。你热爱这项工作，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才能有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才会想方设法去琢磨它，，研究它，而不觉得劳累。做考古工作要有“四勤”，即腿勤、眼勤、嘴勤、手勤，我也从中养成了自己生活习惯上的”四得”:吃得、睡得、走得、写得，因而能够充分享受到考古工作的快乐。我希望能够一直这样干下去，庆幸自己可以与考古一生相伴。

2024年6月19日

 

赵殿增:男，回族，1943年12月生于河北省大厂，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曾任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副主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者古队长、副所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汉画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先后参与编辑了《中国青钢器全集》《早期中国文明从书》等书。其中《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等论著两次获省政府奖，《中国青铜器全集》获国家图书奖。主要著作有论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家学术文集赵殿增卷》《三星维考古研究》的续集，合著《长江文化文库一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 《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一一三星维文化与巴蜀文明》等书。曾赴塞尔维亚、北马其顿、瑞士、德国、日本、台湾、美国等地进行过学术文化交流活动。